《大明劫》观后感(通用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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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劫》观后感 篇1

  近两年来,在讲述明朝那些事的众多影片中,《大明劫》是一部上乘之作。

  首先,剧情构思精良,在大的历史背景(明朝末年)的小切口(抵抗闯军前的准备)下,集中关注各色人等的人性善恶。

  比如,临危受命的大将孙传庭在国库空虚、军队钱粮短缺、在崇祯帝多次苍白无力的催促,向众豪绅求救无效的情况下,怒杀豪绅头子,强抢豪绅的家产财物,以备出关讨伐闯军。孙传庭在临近出征前,把患瘟疫的众多将士活活烧死。为的是维持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和避免瘟疫蔓延后方。我们很难说清楚孙传庭是善或是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舍弃小我为了成全大我”。

  比如,明末的土强豪绅们,他们宁可花重金为博驻军都督孙传庭一笑,也不愿意捐款给朝廷军队用于抵抗闯军。难道他们不懂得无国就无家?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明朝是强弩之末了,已到积重难返的境地。他们自认为只要固守自己的些许家产,谁成王败寇,和他们又有何关系!其实,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强抢豪夺贪图享受,明朝才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

  又比如,剧中的男主人公游医吴又可,身处动乱年代的小人物,他的生存哲学是“遇事走为上策”,曾供职太医院的他因道德底钱,他出走当游医;因为与恩师对瘟疫病症治疗的意见有所分歧,他半夜悄悄出走;因为与孙传庭对于人生价值有严重分歧,他以出走的姿态拒绝了孙传庭的聘任。但是最后,他的出走使他完成了中医传世之作《瘟疫论》。

  其次,尽力的真正的还原历史原貌,还原人物的本性。

  编剧没有把崇祯帝刻画地昏庸无道,而是真正还原他帝王该有的品性,对重臣武将的猜疑,对闯军欲亡国的畏惧,对大将拥兵自重的厌恶。

  编剧也没有对李自成的闯军歌功颂德极尽吹捧,而是暗示起义军的滥杀强抢及其所到之处即变满目疮痍的丑恶。

  编剧没有把临危受命的大将塑造为救国的大英雄,而是还原他作为一名武将凡事权衡、只问结果的性格。编剧也没有把游医吴又可吹捧为悬壶济世的良医,而是还原他作为一个小人物在动乱年代无法安身立命的无奈与悲哀。

  最后借用本片的主题曲中一句歌词做结:秋草难遇春光,大明在劫难逃。

  《大明劫》观后感 篇2

  《大明劫》的故事梗概,是很明显的两个主角、两条线。开篇战火纷飞,开封告急。随后,乱世纷扰中,两位主角相继登场。一个是临危受命、统领明朝最后一批精锐之师的督师孙传庭,一个是倦怠于太医院弄权乱相而辞官的游医吴又可。孙传庭欲救国,故操练士兵,整饬吏治,然吏治积弊已久,又兼乡绅豪强横行。吴又可求医道,故判别疫情,寻找瘟疫传播机理,却不为恩师所理解。当瘟疫愈演愈烈,并夺走了吴又可恩师的生命时,孙传庭请吴又可出任军医,两位主角相遇,救国与医道两条线在此交汇。顺便一提,孙传庭力劝吴又可这场对手戏很是精彩。经过努力,吴又可治瘟稍见成效,孙传庭欣赏他的医术,他感激孙传庭的信任。然而疫情未除,孙传庭迫于朝廷催逼,不得不出关作战。国家机器终究不以三两将士的性命为念,为免后方骚乱,孙传庭瞒着吴又可,出关前一把火烧死了不能出征的满营病号。吴又可苦笑:“督师控制疫情的方式实在是比吴又可有效。”留书一封,告别军营,“乱世苍生,各有宿命”。两条线又在此分开。孙传庭的救国之路终于潼关的战死沙场。吴又可的医道之路终于太湖边写完最后一笔《瘟疫论》。

  正如吴又可出走后孙传庭所感叹:他有他的路要走。吴又可的医道和孙传庭的救国是故事中平行交错的两条线,并无轻重之分。不能说吴又可救人就是小节,孙传庭救国就是大局。甚至,把影片说成是打土豪的电影,就更属以偏概全了。进而分析明朝灭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可能不无道理,但对于评价这部电影似乎没有帮助,毕竟题主问的是“如何评价电影《大明劫》”。

  在我看来,《大明劫》的主题不是探讨明朝为何覆灭,至少不全是。楼上诸君都未提及的细节是,吴又可给孙传庭留书一封,开篇即道:“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他的意思是,你牵挂你的大明朝,我更在乎的,是我的医道。

  这个医道应该怎么理解?是否这部电影要宣传中医?我以为,应该把医道作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寄寓的是对文化传承的沉思。

  想起年的一部题材和风格都相似的电影《柳如是》,也讲的是明亡之际个人的命运抉择。印象极深的一个细节,钱谦益以明朝官员的身份到清朝做官,让柳如是失望之极。钱向柳极力解释:你现在不理解,将来也一定会理解;朝廷已经颁诏,恢复科举,按前朝旧制举行会试和各省乡试,我们读书人还得担负起传承周礼的责任呐,大明可亡,天下不能亡啊。

  柳如是主张殉国,正对应着《大明劫》里的孙传庭;而钱谦益忍辱降清,主张传承周礼,正对应着吴又可。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中国传统文人,在一朝做官,固然忠烈重气节,但生死存亡之际,部分文人更重视汉家文化世代传承。一朝覆灭,是为亡国;周礼不传,才是亡天下。这里暂且搁置汉族政权亡于异族是否“亡天下”的争议(顾炎武原文暗指明亡于李自成为亡国,亡于清为亡天下),何况《大明劫》故事的背景尚在清兵入关之前,李自成反明之时。

  《大明劫》前半部分,吴又可的老师不赞同吴又可的瘟疫之论,屡以古书《伤寒论》争辩,以为祖宗不我欺。吴又可提出瘟疫论,是对医道传统的批判革新。作为医道流变传承的一环,他不能为了殉国死于沙场,他要着书立说,完成自己承上启下的使命。

  亡国关头两个主角基于个人角色所选择的道路,不管是进而殉国还是退而着书,都对得起历史。

  回到电影本身。历史上孙传庭和吴又可都确有其人,潼关殉国和写瘟疫论也确有其事,但两人是否有交集则不得而知。电影基于史实,在历史空白处作合理想象,并寄予家国兴亡和文明承续的沉思。综合来说,这是一部态度诚恳、三观端正、想象合理的历史故事片。

  《大明劫》观后感 篇3

  在连续三部现实题材影片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后,编剧谢晓东和导演王竞再接再厉,联手推出第四部作品。这次,他们把笔触放到了历史上的明末时期,以一场瘟疫切入了当时社会的悲剧性。转战历史题材,二人依旧保留了写实的风格,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史书中对明末时期的各种细节记载,让整部影片的历史风味达到了教科书和馆藏的级别。正是在这样写实的历史氛围中,片中的两大主人公孙传庭和吴又可跃然银幕之上。通过这两个人的内心挣扎,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历史洪流中,即便是看清时事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身不由己的宿命。

  王竞导演之前的作品,女性主角和女主演的表现都十分亮眼。《我是植物人》中的冯波、《万箭穿心》中的颜丙燕,都是影后级的表现。而《大明劫》中的角色设置则更像香港双雄片。戴立忍饰演的孙传庭和冯远征饰演的吴又可之间,有着鲜明的角色对立和戏剧矛盾。孙传庭的史料记载较多,戴立忍则着重表现该角色在历史事件中的内心世界。吴又可的史料记载很少,冯远征便将其独特的性格和对疾病的新认知凸显出来。一收一放,相得益彰。两位演技派大咖的碰撞,令人赞叹不已。

  谢晓东编剧的作品,往往注重悬念的铺设和照应,以及细节上的社会深意。《无形杀》和《我是植物人》,都是看到结局后才恍然大悟到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大明劫》也不是温情的作品。尽管这部戏中没有悬疑的戏份,但是谢晓东依旧用了很多暗示来讲述一些残酷的现实。在他细研史料后,已经了解到明末时期,当社会积弊已久,历史洪流已经不可逆地像下一个时代涌去,个人的悲剧就已经无法避免。孙传庭为了保证出关作战,最后对军营中的传染病采取了根除性解决,是一种取短痛免长痛的悲情。谢晓东曾提醒来观影的朋友“这部戏会很冷”,体现了他对历史的态度。

  如果大家只是注重了影片的故事,那么会误以为《大明劫》是中医名家吴又可的传记片。因为影片几乎详尽完整地叙述了吴又可发现传染病、提出瘟疫传染的理论、以及用理论去实践救治、最后将起初不被认可的理论总结成了流传后世的《瘟疫论》。其跌宕起伏的经历,以及角色鲜明的个性表现,都是一部优秀传记片所应该包含的。不过王竞和谢晓东的野心可不止于一部吴又可传记片那么简单。王竞明确其努力,是为了把《大明劫》做成一部史诗片。

  于是我们看到,《大明劫》的细节考究程度达到了令历史学家都佩服的程度。影片中的明代武器,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遗弃的文明是多么珍贵;士兵们的铠甲、平民和官绅们的服装,以及各种建筑和室内装饰,都还原了史料中的描述。尤其是三眼铳和可以换“弹夹”的大炮,让影片开场的攻城战,显出了无与伦比的气势。据说《大明劫》中根据史料打造的诸多道具,已全数被电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可见用心做电影的内地电影人仍在,内地的史诗片,也将会区别于古装片而为观众所接受。

  《大明劫》观后感 篇4

  有幸能够参加观影,首先感谢电影《大明劫》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看完电影,对此最大的感受,便是这部电影让诚意重回褒义词。自从几年前某人使用了“诚意”这个词之后,诚意变悲催地沦为了除了圈钱有诚意其他什么诚意都没有的代名词。但是《大明劫》不是,我觉得,我能看到真正的,原始意义的诚意。也许不够完美,但是很认真,很努力,很有良心。作为一部反映明朝的电影,能够让人惊呼“啊,圆领!”,能够让人看到长袄(虽然不那么标准),看到在那个年代早就已经出现的火炮和火铳,无疑是令人惊喜的。没有故作潇洒的披头散发,皇帝头上终于不再是明晃晃的金丝翼善冠,没有强行加入的狗血情感戏,实在是通体舒畅。还有些细节不够完美,但是能做到这个样子,就值得点赞。冯远征是位我很喜欢的演员,大约属于无论演什么都不会让我失望的那种,这次也不例外,医生吴又可被刻画的很有说服力。余少群也很有突破,无论是造型还是演技都硬朗了许多,刚开始我都没有认出来。演孙传庭的那一位,表情和一些细微动作都很赞,不过感觉换一个给力的配音会更好一些,好多对白感觉没有力气。电影名字叫做《大明劫》,很恢弘大气的名字,大明王朝的灭亡,实在是一个复杂而纠结的过程,但是这个电影别出心裁地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切入。也许是想以小见大,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电影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诠释这个题目。为了不剧透,关于剧情的东西我就不写了。但是电影总体,给我一种略跑偏的感觉。整个电影看下来,不知道高潮在哪里,不太明确电影想要传达什么。制片人说,我们看高潮在哪里,高潮就在哪里。观众觉得这是部什么片子,这就是什么片子。可是……如果制作者对于自己做出的东西都没有明确定位的话,感觉就像吴又可捧出一堆草药,对着病人说,你觉得哪种药能治病,就用哪种药。做人不仅要直面历史,也应直面自己。对两个主要人物的结局刻画略单薄,导致的结果就是悲剧性和震撼性不够强。如果说弱化人物结局是为了给人留下希望,那么就和题目里的劫字不符了。如果说大明劫数就体现在非结局的剧情里,那么我觉得,对于明亡的原因以及现象的挖掘,有点浅,有点片面。电影里描述的疾病像是鼠疫,但是最后文字里提到的是病毒,对于我来说,总有种不能直接证明的感觉。制片人老师表示不必在意这些细节,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样子会直接让我质疑电影的说服力。

  最后说一点略无关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官博说的含沙射影四个字,针砭时弊人之常态而已,何必用这么一个贬义词修饰?最后,我依然感谢制作团队,让我们确信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娱乐至死,总有些信念,值得坚持,也许殊途,但愿同归。

  《大明劫》观后感 篇5

  顾名思义,《大明劫》题目就框架了故事发生的朝代,以及贯穿全片的一个“劫”字。这一劫,劫住了大明的气数,更劫住了在这历史长河中如星辰一般渺茫的游医吴又可和督师孙传庭。

  编剧兼制片人谢晓东曾因一部低成本的医疗事故电影《我是植物人》在圈内名声鹤起,他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半路编剧,每一部电影剧本杀青都要历时几载。电影《大明劫》更是他历时两年半,多次易稿后的作品。据谢晓东声明,这部电影和以往同类历史题材电影的相比较,没有某些导演的菊花台题材的“新奇特”,基本是完全意义上的恢复真实。故事中的人物角色和经历都在史书上有迹可查,力求在高度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召唤观众完全的作为剧中人感受历史的滚滚前行和个人无奈的取舍。

  故事讲述的是在战乱纷争的明朝。游医吴又可的饰演者是冯远征说起冯远征,在他拍摄《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多年之后,大家对于他当时饰演的“变态丈夫”安嘉和仍心有余悸。在一次采访中,冯远征笑谈因为在观众心中角色太过深刻,甚至于有一次他的车被居委会的几个大妈给砸了。,要说一个人能演活一个角色,冯远征就有这样的本领。游医吴又可生于乱世,又身怀精湛医术,力求在实践中开创医家新法。正是因为不甘人浮于事的太医院,他逃离出来游历四方,适逢瘟症巧遇督师孙传庭(戴立忍饰演),立志保家卫国是孙传庭的处世之道,无奈面临朝廷的不信任,乡绅的粮饷阻挠,孙传庭有心无力深感疲惫又不得不领命前往剿匪。

  乱世出英雄。孙传庭和吴又可看似是两个风马牛而不相及的人物。一个是济世良医,一个是朝廷大将。都是社稷的人才却都同样不被理解和赏识。吴又可医治病人结果被告官,提出正确的诊断方案却遭恩师一口否定。孙传庭空有一腔报国热血,面临的却是军队设备落后,朝廷钱饷停拨,最后在各方面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出战,战死沙场,何其悲壮。他们都是时代的英雄,又是时代悲剧的产物。

  一个高山,一个流水。偏偏融入的是这样一个背景:整部片子无不营造出一种悲怆的色调,沉重,灰暗。片中多出可见阴霾的天空,散不开的雾气笼罩,恍若美国大片中的末日电影。情节和环境相得益彰,尸横遍野的瘟疫和怒拔剑张的战争军营给人以惊心动魄。画面中流淌出来的沉滞,赋予了本片散文一样的风格。没有前呼后拥节紧凑的情节,也没有巧妙的悬念设置,更不存在于标准电影的“目标”讲述,在谢晓东的笔下,这就是一本晦涩的人物传记,一部解读小人物背后深化大环境的诗画散文史诗。正如张艺谋导演曾言:因为悲剧,,故而显得深刻。当然,这样的悲怆,并不是谢晓东可以而为之,他犹如一个高高背起手的历史旁观者,高度还原历史,将一个真实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做的,不过是处理好了一个观景的情绪调控和处理。

  那么,谢晓东散文一样的情绪调控和处理体现在何处呢?在酸柠小编天天4250看来:其一,朝代汉文化贯穿全片。从汉朝师徒之间礼节,孩童之间称呼,衣着服饰,家具摆设,甚至于军队盔甲和用具都有着浓厚的当代历史感和文化氛围;其二,战争威胁无处不在,从一开头的炮火纷争到斩杀乡绅都传达出真实的血腥味。而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和娓娓道来。真实的血腥和娓娓道来的人物情怀是编剧谢晓东遵循的路线,显然,他做到了。再一次刷新了冯远征的影评代表角色:从变态的安嘉和医生华丽化身为高大全的游医吴又可。

  结局依旧充满悲怆。明知准备不足,孙传庭依旧踏上征途。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个体必须屈服于时代的最真实写照。观众都是心善之人,都想督师和夫人,孩儿衣锦还乡,无奈当时朝代飘摇,已不是他一人之力能力挽狂澜之态。乃至于吴又可,划着小舟,避世苏州。

  《大明劫》观后感 篇6

  说实话,这部电影拍的很成功,把明朝末年百姓的贫苦与地方豪强的富有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将明末朝廷官吏的腐败无能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真实”,因为在那个时代确实如此,朝廷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根本不存在太平的可能。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决心推翻明朝的统治,数年来转战了大半个中国,蚕食了不少明朝的领土,但是却多次败在了明朝大将孙传庭的手中,在潼关第一场战役中更是被打的丢盔弃甲,仅剩十八骑与他一同逃走,可惜却是没有抓到李自成。明朝当时还不了解李自成的力量,他所代表的是基层农民阶级的大群体,依靠无产阶级而活,所有的农民都是他的帮手,所以在孙传庭被崇祯皇帝关进监狱这几年,他一直在招兵买马,稳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自己所用。

  因此,在几年后,李自成的军队就发展壮大,与当初潼关被打得狼狈不堪的`他已经完全不同。他再度攻城,明朝却是屡战屡败,尽管后来孙传庭再度出征,可当时的明军却已是强弩之末,装备、实力、钱财都是极度匮乏,而孙传庭曾经所率领的秦军精锐也在他坐牢的这几年全军覆没。于是他决定先养兵,培养新兵的锐气;可是崇祯皇帝却不依,他怕再养出一个不听皇命的将军,于是他不想让孙传庭去养兵,反而是下旨让他直接出关迎敌。

  其实在明朝那么多位皇帝中,崇祯不能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可“自古皇帝多疑”,他更是如此,在崇祯的手中:孙传庭、袁崇焕、卢象升等都是名将,颇具才华,但是却没有打出一手好牌。

  袁崇焕:在北方满军入侵时,杀败努尔哈赤,打的满军溃不成军,可是却因与魏忠贤不和,在宁锦之战后辞官归乡,不再管理朝政大事。

  卢象升:担任兵部尚书,力主抗清,守卫京师,连战皆捷,但却被高起潜陷害,免去职务,最后率部在巨鹿贾庄被清军包围,高起潜却是拥兵不救,最终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

  在明清时代,潼关是仅次于山海关的第二大关,地势易守难攻,只要肯防守,粮草充足,即可立于不败之地,而崇祯下旨出关作战,当时军中又爆发瘟疫,死的将士不计其数,军队本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又经此大疫,早就被磨了锐气,虽然孙传庭是一代名将,却也是无力回天了,故有“传庭死,明朝灭”这一说。

  潼关失守,闯王剑指北京城,崇祯最终也是落得个无奈自缢的下场,而历史讲究的是因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最终李自成推翻大明朝,但吴三桂却是引得清军入关,闯军不敌清军,李自成只做了一天的皇帝,就在撤退的途中,被一个小山村上的武装力量杀害了,死的不得其所。

  历史的有趣正是在此,可这里却又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明朝在失去民心的时候就气数已尽,大顺还没有巩固政权、也没有太多对战清军骑兵的经验,竟是全部被推翻,终是皇太极建立了大清政权。

  而电影中的医生不顾自身安危、英勇救人的精神也与我们现在正在和新肺炎战斗的医生们何其相似,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敬仰,面对于病魔,受感染者也不能屈服,我们要和它抗争到底!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大明劫》观后感 篇7

  《大明劫》一上映,各种影评纷至沓来,从历史、人文、朝政、经济、社会各方面大加评说,实际上这些定位都有些不准确。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医学科普片。故事讲述了流民起义、瘟疫横行的明朝举国陷入混乱恐慌,一方面,大将军孙传庭孤胆奋战,誓死保卫大明政权;另一方面,名医吴又可用医者仁心对抗瘟疫,两位英雄在乱世中用不同方式挽救每一个生命,扞卫大明江山。

  这是一次明朝版“非典”的再现,本片从头到尾,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开封保卫战的殊死搏杀,不是明朝宫廷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地主豪强的骄横不法,而是瘟疫肆虐、疾患病倒、尸横遍地的凄惨场景。身为医官,吴又可在军营、在村庄、在集市这些环境里,他奋不顾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义举,以及他的独到中医学理论及其实践则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实实在在给我们普及了一次明朝版“非典”的病例、病理和医道。

  笔者以为,本片以现实手法烘托电影主题,有借古喻今之意,片中关于瘟疫肆虐的情节与现实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影片交待,吴又可创作的《瘟疫论》中的用药方法,在这次明朝版“非典”的治疗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本片,很多人的影评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要从自然科学上入手。古往今来,很多学者研究封建朝代兴衰更替,总是从人文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其实这是一个严重误区——地球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应是第一位的,自然气候环境决定社会政治环境。据现代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从公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黑子活动进入“超级安静模式”——地球获得的光热急剧减少。这个时期,欧洲气候非常寒冷,而中国明朝正处于这一历史时期。

  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极端气候造成欧亚大陆酷寒,还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全中国各地几乎连年遭旱涝之灾,欧洲、中亚两河流域和东亚黄河长江流域地区,被冻饿而死的人口多达两千多万。从1597年开始,明朝中国“小冰河期”效应开始发作——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两广,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颗粒无收。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

  明国北部面临两大强敌——蒙古与满洲。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对南朝肥沃土地和物质财富的贪欲会无限地放大。晚明一代,遭受外族大小入侵达百余次,为抵御外敌,明朝廷加大征收赋税的力度,引致民怨沸腾,纷纷揭竿而起,内忧外患严重损耗了明国的实力。

  “小冰河期”的叠加效应,一是无休止的战争,二就是爆发鼠疫——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

  疫情患者表现为脖子肿大,传染性极强。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营盘死者不可胜数……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边防将士染病暴亡者多达数千人。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明国都城北京。“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快速传染及病死率高等特点的形象描述。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直观描述。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疫情甚至使全家都灭了门。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传染之快,惨状之酷烈,亘古未有。当时明帝国都城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过多,无人收敛,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有守军精锐6万,京营兵遭瘟疫,死2万人以上,其精锐又被太监选去护驾,登城墙的兵士大多羸弱多病,且朝不保夕,故而京城不守。

  公元1644年,即李自成攻入北京的同年,北京处于大瘟疫之末期,为保住皇宫,朝廷采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神宗时期的建议,命令禁卫军围绕紫禁城点燃一百堆篝火,大火熊熊燃烧,从而有效地阻断瘟疫的空气传播。明国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这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百万大军的进攻呢?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这一时期明国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军队羸弱涣散,毫无战斗力,因此满洲清国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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